谈剑桥的学术自由等问题

谈剑桥的学术自由等问题
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 ——谈剑桥的学术自由 温景嵩

温景嵩（2011年7月11日开始写于南开园）
 
提要：本文以剑桥为例，谈了学术自由，学术平等，和如何选拔人才等三个问题供朋友们参考。
 
这篇文字的题目采用了Batchelor教授对学术自由问题所说的原话：给优秀的人才以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时，一些朋友对我讲：我国缺少学术自由，这是六十年来我国培养不出一位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重要原因。我很同意这些朋友的意见。本文现在就试图从剑桥大学Batchelor教授对这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以及他那个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实际情况，来探讨此问题。Batchelor教授是这个系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是如何在他这个系里实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并且得到成功，可能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1. 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个依据
 
Batchelor教授早已证明，探索大自然未知世界奥秘的基础科学事业具有不可规划性和不可计划性。既然如此，基础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就全靠科研人员自己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主动性。这正是在基础科学研究事业中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个依据。只有科研人员在完全无拘束不是被别人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他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自由的探索，才有可能对某一重要的科学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我当年在剑桥他那里进修的两年多，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那里有什么规划会，计划会，就像我们那时的科学院大气所或安徽光机所那样。那时的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各个研究室，搞计划的劲头真大。真可说是年年计划，年年规划。每年年初要制定研究计划，年中要检查监督，年底还要总结评比，隔一定时间甚至还要评先进，披红戴花去开庆功大会。但是，Batchelor教授那里却不搞这一套。他从来不过问属下的研究工作，属下究竟做什么课题，怎么搞法，完全由属下自己做主。他完全相信本系的老师们有这个自觉。他说这些人都是些很优秀的人，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如何去做，用不着你操心。他曾经告诉过我，系里的老师Huppert有一个出色的工作。他把流体力学上的双扩散理论（Double diffusion）引入于地质学，从而创造出一门崭新的学科——地质流体力学。Batchelor教授接着说，这个出色的工作完全是出自Huppert自己的主动。作为系主任的他则完全没有过问过。题目是Huppert自己想出来的，工作也是Huppert自己做的，Batchelor教授并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事实上，虽然他的系里从来不搞我们那种行政性质的制定计划和检查评比，但我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却是：人人都很自觉，人人都在十分努力十分勤奋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确实不再需要行政性质的检查监督，甚至我们可以说：外来的“计划科研”办法：制定计划，检查监督，总结评比，还可能还把事情搞坏。（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如何选拔优秀人才的问题，本文最后我们要讲到这问题）。从Huppert的这件事看，如果系里一定要采取“计划科研”的办法：制定全系的研究规划研究计划，来推动全系的研究工作，倒反而不大可能创造出地质流体力学这样优秀的成果。因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Huppert自己的脑子里，甚至到底要不要做这工作，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做，会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这些问题恐怕在成果出来以前，Huppert自己都不可能说得很清楚。事实上如果在成果出来以前，能说清楚这些事情的话，制定计划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创造出这门新学科，无须乎Huppert再来做工作了。
 
  2. 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二个依据
 
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思想都特别活跃，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一些新思想。对他们给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才能有助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有助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这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行学术自由政策的第二个依据。反之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计划科研”的政策，就像从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那样，那就会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反而会坏事。因为当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更好的新想法，从而需要更改原有的做法时。此时若实行的是“计划科研”政策，那就会很难使他们实现新的想法，很难使航道转变航向，那到会起到阻碍科学发展的负面作用。给予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他们能够随时可以自由地更改原来的想法和做法，就十分必要了。

当年我在Batchelor教授那里刚开始工作时，多分散悬浮粒子的沉降理论本来并没有列入我们的工作计划。只是在我用他的统计理论成功地求取到了云滴重力碰并过程中，高Peclet数下对分布方程的外域解时，他敏锐地看出了这个解对于建立他的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理论的重要性。于是他就果断地修正了我们原来的航道，把它扭转到对我是完全新的建立多分散沉降理论的轨道上去。后来我和Batchelor教授果然研制出了已经载入胶体科学发展史册的多分散悬浮粒子的沉降理论，这证明了Batchelor教授当年的这一转轨行动是多么的英明。这个例子说明，保护科研人员思想活跃的固有特点，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特别是要保证他们在有更好更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时，拥有可以随时修正自己航向的自由。这确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剑桥这个研究理论物理的机构中还有一个不大的实验室。这是剑桥的理论物理的另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Batchelor教授的老师G.I.Taylor传下来的传家宝。老Taylor不仅是一位理论大师，而且也是一位实验高手。他善于在非常简单的实验设备上，做出水平非常高的科学成果，其中有些已经载入流体力学发展史册，很不简单。现在Batchelor教授继承了他的老师这一优良传统，在他所组建的理论物理系里，就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不像一般的实验工作多是检验别人的理论正确与否。不！剑桥人的实验工作是要以自己的实验数据来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从而在理论科学发展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有一次，一位在这个实验室里工作的剑桥朋友对我讲，他不喜欢搞那些大型的高精尖实验设备。因为一旦你搞成了这种设备，你的思想就必须固定在这套设备上，既然花了这么多的钱，怎么能又随便的离开呢？然而在理论物理系工作的剑桥朋友思想都特别活跃，也都和Batchelor教授一样，随时都会产生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思想。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的学术思想钉死在一套高精尖设备上。他们既不肯被“计划科研”束缚住，也不肯被昂贵的设备束缚住。幸而简单的实验设备确实可以实现剑桥的实验科学家们的目的，所以在剑桥理论物理系的实验室里，就仍然可以产生十分出色的科学成果。学术自由在剑桥的实验科学家这里是这样实现的，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深思。原来出色的科学成果并不一定非要在高精尖设备上产生，少花钱一样可以办大事啊。听说现在搞科研的人，喜欢上一些大工程，大项目：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甚至上百亿。国家为此花了这么多钱，却不见出来多少个真正杰出的科学成果，更没见造就出几位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以致钱学森老先生在他逝世以前还发出了他那惊人的“钱学森之问”！这真令人痛心，很值得我们反思。
 
  3.不是一般的学术自由，而是最大限度的自由
 
Batchelor教授从来不讲一般的学术自由，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讲法，那就是：搞基础科研的人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充分表现出Batchelor教授对从事基础科学事业人们的热爱；对这些优秀人才他具有最大程度的信任。Batchelor教授相信给予这些科学家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会对发挥科学家们的才能有利，只会对发展科学事业有利。前面讲过的他从不干预理论物理系的老师们具体的研究工作，其基础正是建立在他的这一信念之上：在优秀的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之时，应该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让他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才有可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智慧和才干，才能使他们做出他们能够研制出的，最好的科学成果。

另一方面，对于他自己课题组里的人，他当然不可能一点都不过问了。即使如此，每当他有新的想法想让题目组去做时，他也绝不是以领导人的身份向下面发指示下命令；而是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向你提出他的新建议让你考虑，最后要不要执行他的建议则完全由你自己做主，他从来不搞强迫命令。

当我刚到他那里工作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向他申请的课题是：湍流；而他想要我做的却是悬浮体力学，是以我曾经做过的云的微物理学向他的悬浮体力学靠拢。对于这个问题他不是强行要我放弃我原来申请的课题，而是介绍我先到他们系里的Hunt教授那里去谈湍流。然后再由我自己做决定究竟要跟谁做。

当他有了新的做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问题的想法时，他也不是简单地要求我暂停原来我们的决定：用他的统计理论来处理云滴的重力碰并，而是反复地问我是否真的甘心情愿做这个新题目（Are you willing to do this?）。只是在我向他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地答复时，他才让我去做这个新题目。
当Davis找出了我们原来用Batchelor教授的统计理论处理重力碰并中的一个大错误，从而使Batchelor教授自己也否定了这一工作时，他允许我提出不同于Davis的另一新想法和做法。当我提出了足够分量的不同于Davis论证的新结果新数据，从而能证明我的新想法正确后，他又能不固执己见，再度转而虚心地接受我的新建议，使我们这一重力碰并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得以诞生。

当要Jeffrey 和Onishi 参加我们的工作时，他曾向他们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为多分散沉降提供低雷诺数下双球流体动力相互作用的各种数据；另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他们能参加我当时正在进行的云滴重力碰并理论工作。他着重地向他们动员说：云滴都是球形水滴，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流体力学家在这里大有可为。然而按照Batchelor教授的一贯做法，对于要不要接受他的建议，怎样接受他的建议，他把这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仍然留给了Jeffrey 和Onishi自己，而Batchelor教授却绝不做硬性的强制决定，虽然他是这个系的和这个课题组的领导。后来，Jeffrey 和Onishi的决定果然和Batchelor教授原来的建议不同：他们没有参加我的云滴重力碰并工作，至于给多分散沉降提供双球流体力学的数据，他们也不是简单地参加，而是把它发展成一个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低雷诺数下双球流体动力相互作用下的流体动力学工作，从而形成了这一领域重要的新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个人就仍然保持了很愉快的合作关系，大家都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现在谈Batchelor教授给基础科研人员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他在五十年代在剑桥所建立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在建立他这个系时，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流体力学专业来建立个力学系，更不是建立个流体力学系；事实上他这个系所涉及的专业涵盖了我们科学院的三个所的专业：理论物理所，力学所和数学所。也就是说他这个系，给那些在理论自然科学领域里工作的人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空间。除了经济学里的应用数学和金融领域里的应用数学以外，只要是对自然科学里的应用数学感兴趣的人们就都可以在他这个系里大展才华，成就大业。正是由于他这个指导思想，才在六十年代从这个系中培养并造就出了当代又一位理论物理大师——霍金。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并不把这个系的流体力学学科大组，搞成是湍流和悬浮体力学的学科大组，从而限制了流体力学其它分支在他这个系里发展。于是才有可能在他这个系里涌现出Hunt的非均匀流中烟羽扩散的新理论，Huppert的地质流体力学新学科，Pedley的血液循环流体力学，Gill的地球物理流体力学，Simpson的重力流等一大批出色的科学成果，虽然他这个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