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怎么看”到 “怎么办”
从“怎么看”到 “怎么办” 谁都没有想到，镇村两级干部都没啃下的这块硬骨头，怎么会交给了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村官；大家也更没有想到，这块硬骨头在两天限期之内竟真叫他啃了下来！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的成功之道既不是靠书生式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不是靠官府式的逼之以威、诱之以利——这些传统手法在其出场之前均已统统失效，他靠的是——同归于尽式的拼命！ 据说，当限期将至，眼见说服“钉子户”已然无望，这名村官顿时性起，一脚踹开紧闭的房门，直奔屋主一把抱住，边往外拽边大声扬言，“你砸了我的饭碗，我没法活，你也别想活，咱俩一起去跳嘉陵江！” 任凭屋主怎么挣扎怎么讨饶，他就是不松手不松口，这下彻底把屋主给吓坏了，立马服软在征地协议上签了字，而且没敢多要一分钱。解决“钉子户”的问题，既不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让老实人吃亏；又不堪“打持久战”，被少数人或个别人反复拉锯，延误时机。所以，这位大学生村官采用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既破解了难题又没有突破现行政策，就结果而论是再好不过的了。 当然，或许有人对此案例颇不以为然。一来，媒体曝光的无数拆迁事件让人们多倾向于同情“钉子户”，而对政府抱持“有罪推定”的态度；二来，在这一案例中，拆迁一方完全可以诉诸司法而依法强拆，未穷尽合法救济手段而寄望于“出奇制胜”，实乃下策。类似的批评与指摘还可以有很多很多，而且都不乏道理，但概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论。假如——真的假如——你就是那个大学生村官，限你两天之内搞定一个“钉子户”，你该怎么办？ 从“对不对”到“怎么办”，是我对自己从“校园人”向“地方官”角色转变的感悟和体会，今年端午节假期赴川大与大骨班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挂职经历的时候，便以它作为演讲的题目。很凑巧，今年中宣部理论局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物的书名叫“从怎么看到怎么办”，比我总结的精妙高明，我便与时俱进、直接“拿来”了。 “看”和“办”，一字之差，却标示了两种立场、两种态度。孤立来看，“看”的结果不过是作出事实判断或价值评价——是不是、对不对、好不好，而“办”的结果却是要解决问题、给出答案，不管客观上有多少困难。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一个问题你“怎么看”都行，但关键是告诉我——“怎么办”才行。 另一方面，“看”和“办”也有着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正所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怎么看”决定了“怎么办”——看得准就大干快上，看不准就得过且过；看惯了就顺其自然，看不惯就改弦更张；看重了就举轻若重，看轻了就举重若轻。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这个逻辑关系总是成立的，“怎么看”和“怎么办”无法脱节；而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由于并不承担“办”的具体责任，所以关于“怎么办”的议论往往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听上去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无所适从。 这倒让我想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当其时，“主义”关涉对“中国之命运”到底“怎么看”，不同的“主义”对“怎么办”的回答也就不同。改良派认为重要的是对“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加以研究，而不是妄谈什么“根本解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革命派则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李大钊先生是正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段历史公案也说明，道路的选择取决于理想的方向，“怎么看”是首要问题。 脱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先生的有些话至今仍然深具启发意义。他说，“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又说，“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但只该“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而“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或者“口头禅”。只有真正研究问题，才能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主义”，才会有社会改进的希望。这个道理，在无“主义”之争，而只是讨论“问题”该“怎么看”和“怎么办”时，更加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 何怀宏先生将社会精英分成两类：“观念的人”和“行动的人”。前者对观念和思想有着很强的感悟力、创造力，但也常常因思想复杂而缺乏果决；并且可能有道德的洁癖，为了捍卫理念而不肯妥协。后者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又善于妥协。（何怀宏：《渐行渐远渐无书》）我相信，在这两类之外或者之间，还有一类“复合型”的精英，他们既有思想的创造力，也有行动的执行力；既能谈“主义”，也会解决“问题”。尽管这是个更可欲的人生目标，但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只能在某一方面做出极其有限的贡献；因此，更加理性的选择或许是：做“观念的人”，但不要满足于纸上谈兵，而要对现实始终投注深切的关怀，“设身处地”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做“行动的人”，但不要失去沉重的历史感和清晰的方向感，以免流于庸俗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有谚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尽管“观念的人”、“行动的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总体而言，后者还是要比前者多些，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发展。“行动的人”就不仅仅要想明白“怎么看”，还要搞清楚“怎么办”——其结果于人于己是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的，这是我们走出书斋之后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回到征地的故事上来。以美国的经验，行使国家征用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在法律上清楚划出公私界限，透明、正当的程序，有独立公正的仲裁机构。在此前提下，即便政府以协助商业开发的形式推动社区的公共利益，也不算是滥用公权力。（林达：《扫起落叶好过冬》）两相对照，很容易发现我国的征地体制与法律是何等的不完善；可是，摆在你面前的任务，不是修法，而是征地，就是在不完善的体制与法律之下征地，那么，拼命，你敢吗？敢，那拼了命之后呢？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期待着合川的那位大学生村官有朝一日能给我答案。 2011年8月21日 <从“怎么看”到 “怎么办”>评论分享 与其争论问题是否有原罪，毋宁在恶之花下寻找相对纯净的果实这样来的实际，现实中更需要解决性意见而绝非建设性意见 为什么有钉子户,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感悟 其实我觉得里面的那个学生挺二但也挺惨的 走一里路，抬一次头 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办得完完美美，毫无缺点可指，必然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错误的地方。这并不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怎么看只是一个出发点和视角的问题，或者说诉求的问题，而终究的结果是已然做了，这就已经成了一半了，是必然值得肯定的。前怕狼，后怕虎，中间还要考虑会不会踩死蚂蚁，那还干什么事情？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阵痛，怕痛而不去做，甚至怕脏了衣服而不下河，那就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行使国家征用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在法律上清楚划出公私界限，透明、正当的程序，有独立公正的仲裁机构。在此前提下，即便政府以协助商业开发的形式推动社区的公共利益，也不算是滥用公权力。 但是在研究“怎么办”之前不是要解决“办不办”的问题么？ 设身处地地想，在他的位置上，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不管白猫黑猫，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话说对钉子户，我向来持审慎同情的态度。 恩，记得50年代日本有一个“砂川事件”，和现在中国的拆迁很像。又牵扯了占领军、学潮和国际共运，感觉挺有代表性的，主席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很担心出现这种情况：采用某种方式，从短期、局部来看，一个问题是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好；可从长期、全局来看，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产生了很多衍生问题。 这种伎俩说破天还是强拆，完善的法律下，这样被威胁情况下签的征地协议都应该算无效的。 摆在面前的任务如若是这般征地，辞职而不为也。拼命有时候也并不是做不出来，不过得看清为谁拼命，为何事拼命。 想起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演讲，从信仰伦理到责任伦理，实干家无暇顾及理论的自洽，只需实现既定的目标。 为什么要呢？基于什么呢？道听途说还是切实经历？还是工作一线感受？ 哎呦喂，我在王府井书店看见这本书了，也不是中央什么机构的理论局发表的，里面的名词深度解释其实就是百度上复制的，垃圾。 看完第三段就没往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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