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科学发现和李约瑟问题

语言、科学发现和李约瑟问题
——宋雷鸣
　　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的文化实际上就表现为象征符号，是纷繁复杂的世界抽象和概括而来。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成果，无论把它当作一种知识体系、社会建制或者研究方法，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都不可避免地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物理化学的各种公式，计算机的编程语言等等都表现为一种具体的符号。人类创造的符号多种多样，语言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文明成果的保存和延续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媒介作用。

　　语言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连续体，语言作为独立的单元和要素只能从中截取一部分信息，而且这一截取在不同文化中是有选择和重点的。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结构和要素，因此是对世界的不同划分。如人类学家发现，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词汇有十几个，分别表示“地上的雪”、“正在飘落的雪”、“正在堆积的雪”、“半融化的雪”以及各种白颜色的雪，而英文中表示的词汇只有一个“snow”。既然语言是对连续的、整体性的世界的截取，那么它所呈现给人类的只能是零碎的片段。受到语言的限制，我们只能依靠这些片面的材料进行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以此获得所谓科学结论或真理。以语言展现出来的“片面”材料去对应和认识世界，会产生哪些局限呢？对于逻辑的讨论可以得到一部分答案。

　　逻辑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推理和归纳，推理和归纳都离不开具体的材料。所谓材料，既包括经验事实，也包括已有的结论或理论。但是，无论经验事实，还是既有的理论，都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以语言形式展现出的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些片段，那么残缺的材料如何能够得出科学发现呢？所幸的是，虽然语言是零碎的，而人类对材料的利用方式却不止于连续性的逻辑方法。据说，许多科学发现或发明都出现在科学家的半清醒甚至是睡眠状态，其中包括凯库勒发现苯环结构，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爱迪生的同事鲁扎诺夫发明创造录音用的蜡圆柱体，马蒂阿斯发明新型的超导体，列维发现兴奋从神经向肌肉传递的机制，埃利亚斯·豪发现工业缝纫原理等等。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对各学科富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有70%的教授从梦中得到了帮助。（毛建儒：《梦与科学发现》，《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年第3期。）难道科学家们在睡梦中更聪明？或者科学家们在不清醒状态中获得了天启？

　　睡眠和半睡眠状态正是人类的逻辑思维不再“顽固”的时候，或者说是“混乱的”非逻辑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非逻辑思维主要表现为人们常说的想象和直觉。对于想象和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爱斯坦曾说：“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页。）“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2页。）想象或直觉实际上是一种非逻辑或超逻辑的“混乱”，为什么这种思维状态竟能促成崭新的科学发现呢？世界本是连续的整体，而语言却是世界片段的组合，所以逻辑不能勾连所有的关系。这就需要想象或直觉加以弥补——弥补知识材料的残缺部分。毕竟，所谓科学发现，发现的其实是语言符号尚没有从世界里截取和捕获的部分。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家在睡梦中得到启示和灵感的例子表明，清醒的逻辑头脑还需要“混乱的”非逻辑思维协助，这样才能打破语言的限制，在一种非语言所能描述想象或直觉中获得知识的飞跃。

　　另外，有人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了文化的成长和发展。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极端，无疑的是语言对于文化特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文化比较的学者们常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直觉，而西方人则偏重逻辑，这也是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解释之一。如果上述论点是真，为什么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相距甚远呢？此处亦可结合语言学试做解答：其一，从形式上看，中国文字的构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显然较多体现着直觉和非逻辑，而西方字母文字的排列组合，以及统一和严格的后缀形式，较多体现着逻辑的思维；其二，从内容上看，汉语更富有多义性和模糊性，而字母文字如英语的语义则相对单一。因为形式上的区别，中国汉字产生了书法，通过简单的字形笔画，中国人能够从中读到精神、气节、胸怀和情感等；因为内容上的不同，中国的许多话语，表面上互相矛盾，却表达着同样的意思，或者同样一句话具有多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汉语的语言特点影响了中国文化崇尚直觉，较少复杂逻辑推理的传统。再以道家和儒家思想为例。道家把宇宙看作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其本质是语言所不能概括描绘的，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称之为“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他们都注重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来“得道”。儒家说“尽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命矣”，说“心外无物”，同样也是注重内心的自省和体验，表现为一种直觉的非逻辑思维。科学发现所需的直觉和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长，但是由于太重直觉而欠逻辑，则又陷入了梁涑溟先生所谓的“盘旋不进”的“文化早熟”状态。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中西文化结合产生了大量的科技和文化成就，越来越多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直觉和逻辑结合的成功表现。当然，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应不止于此处的语言和思维等抽象原因，还包括复杂的社会因素，非一文所能讨论。